短史记|山东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
短史记|山东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
短史记|山东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作为(zuòwéi)秦汉(qínhàn)古郡县的山东平原县,历史上曾(céng)有过两所书院。其中,记录最早的是明代的“闲道书院”,而且由(yóu)当时山东主管教育的长官——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。让我们透过史料,揭开这座书院的神秘面纱。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学校志·书院》记载:闲道书院,在东门外里许。先有僧欲建云龙寺。知县郑金改为云龙书院。提学(tíxué)副使邹善改今名,有记。有崇正堂(zhèngtáng)三间,耳房二间,后厅三间,东西号舍(shě)共十间,仪门(yímén)三间,大门三间。万历元年(1573),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50人(rén),月分三会,给廪饩(膳食补贴),人思兴起。
既然“有记”,我们不妨通过(tōngguò)邹善的《闲道(xiándào)书院记》所披露的信息,进一步了(le)解“闲道书院”:闲道书院的位置在“平原县治东”,与“东门外里许”的表述大体一致。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舆地图》标注有“书院”二字,其位置确实(quèshí)在城东,而从(cóng)仅标注“书院”而非“某某书院”可以看出,当时闲道书院属于全县(quánxiàn)“独一份”的书院。闲道书院前身(qiánshēn),是个名号“云龙寺”的寺庙。“云龙寺”尚未建成就停工,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,殊为可惜。恰好,上面提倡建立书院,于是(yúshì)平原知县郑金就召集乡绅名流商议,将云龙寺改为“云龙书院”。后来一位叫邹善的“提学(tíxué)副使”,来平原巡察督学,或是受地方官员(guānyuán)所请,或是心有所感,遂将“云龙书院”易名为“闲道书院”并作了一个“记”,这表明“云龙书院”和“闲道书院”具有传承(chuánchéng)性。
由于寺院建设的延耽(yándān)、书院(shūyuàn)更名等一系列变故,史料未能给出明确的建设时间。综合(zōnghé)各方(gèfāng)信息,可以得出闲道书院这片堂舍的建设时间在明隆庆年间(1567-1572),才有可能在万历元年(1573)知县王遵义顺利“招生”50人。
对于书院建设(jiànshè)、更名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有二:一个是(shì)知县郑金,另一个是“提学副使”邹善。
知县郑金,在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名宦》记载:“郑金,南皮(nánpí)人(rén),隆庆中,由进士任。端方敏练,宿弊尽革,人不得售其奸。爱民犹子,理邑事如家事。区处(qūchù)合宜,不事阿媚。院司有以厨传不丰为言者,弗介意也。临行,犹惓(quán)惓邑事,惟恐一旦废弛而小民失业(shīyè),穷乡下户。涕泣远送者千余人,迄今(qìjīn)民皆思之不置。”可见,郑金为政平原,口碑甚佳。把一个寺庙改建成书院的善举无疑为郑金的功德锦上添花。
而“提学副使”邹善更是身份不一般(yìbān)。提学副使是提学官的一种,主要职责是监督和(hé)管理地方学政事务,包括考选士子应举和选拔生员充贡等(děng),是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关键人物。
邹善(1521-1600),明代江西安福县人,嘉靖三十五年(1556)进士(jìnshì)。历任刑部主事、员外郎,山东提学副使(嘉靖四十三年任,共7年)、广东右布政使、太常寺卿等,万历年间罢官归籍,以讲学(jiǎngxué)为业,著有《诸儒粹语》。邹家系(xì)安福名门望族,祖孙(zǔsūn)五代皆进士。邹善之父邹守益为王阳明嫡传(díchuán)弟子,是江右王学的(wángxuéde)核心人物。邹家几代都是学者名儒,积极弘扬阳明学派学说,广修(guǎngxiū)书院(shūyuàn),兴办讲会。邹善曾跟父亲四方问学,颇有声名,为官(wèiguān)期间结识了耿定向、罗汝芳等王门左派学者。在山东为官期间,值隆庆年间,正是阳明心学兴起的时期,他积极在各地创建书院,讲学其中,致力传播王学。
邹善在《闲道书院记》“予为(wèi)(yǔwèi)之记曰”后即开宗明义:“昔孟子欲闲先圣之道,而以正人心、息邪说为己任。今之为(jīnzhīwèi)吾道,岂非(qǐfēi)佛老耶?闲之将如何?欲辟邪以闲,吾到岂惟明道乎?道之不明,虽日倡辟邪之说,终不可得而闲也,何也?道本于心,吾心之体(xīnzhītǐ),湛然至静,而足以涵天下之动。凝然至寂,而足以应天下之感。此吾道之全也。”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艺文志》收录的诗文(shīwén)里,有三篇(sānpiān)涉及“闲道书院”。三首诗的字里行间(zìlǐhángjiān),闲道书院既有当年(dāngnián)“云龙高栋拱城东,子产当年教化隆”的盛况,也有“月明荒馆草虫闻”的寂寥和荒凉。显然,闲道书院最终被荒弃了。那么,闲道书院到底存续了多少年?我们只能从历史大背景去(qù)寻求答案。
明代多次禁革(jìngé)书院。其中,万历年间的这次是(shì)张居正搞的。张居正对书院之自由讲学,一贯(yíguàn)持反对态度。万历七年(1579),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书院为(wèi)由,遂将天下64所书院,概行禁革。
从万历元年“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五十人”到万历七年(qīnián)张居正对天下书院(shūyuàn)的(de)“禁革”,闲道书院统共存在了七年时间。而明万历《平原县志》修书于万历庚寅年,即(jí)1590年,距万历七年的1579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德州市政协文史(wénshǐ)专员)
作为(zuòwéi)秦汉(qínhàn)古郡县的山东平原县,历史上曾(céng)有过两所书院。其中,记录最早的是明代的“闲道书院”,而且由(yóu)当时山东主管教育的长官——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。让我们透过史料,揭开这座书院的神秘面纱。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学校志·书院》记载:闲道书院,在东门外里许。先有僧欲建云龙寺。知县郑金改为云龙书院。提学(tíxué)副使邹善改今名,有记。有崇正堂(zhèngtáng)三间,耳房二间,后厅三间,东西号舍(shě)共十间,仪门(yímén)三间,大门三间。万历元年(1573),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50人(rén),月分三会,给廪饩(膳食补贴),人思兴起。
既然“有记”,我们不妨通过(tōngguò)邹善的《闲道(xiándào)书院记》所披露的信息,进一步了(le)解“闲道书院”:闲道书院的位置在“平原县治东”,与“东门外里许”的表述大体一致。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舆地图》标注有“书院”二字,其位置确实(quèshí)在城东,而从(cóng)仅标注“书院”而非“某某书院”可以看出,当时闲道书院属于全县(quánxiàn)“独一份”的书院。闲道书院前身(qiánshēn),是个名号“云龙寺”的寺庙。“云龙寺”尚未建成就停工,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,殊为可惜。恰好,上面提倡建立书院,于是(yúshì)平原知县郑金就召集乡绅名流商议,将云龙寺改为“云龙书院”。后来一位叫邹善的“提学(tíxué)副使”,来平原巡察督学,或是受地方官员(guānyuán)所请,或是心有所感,遂将“云龙书院”易名为“闲道书院”并作了一个“记”,这表明“云龙书院”和“闲道书院”具有传承(chuánchéng)性。
由于寺院建设的延耽(yándān)、书院(shūyuàn)更名等一系列变故,史料未能给出明确的建设时间。综合(zōnghé)各方(gèfāng)信息,可以得出闲道书院这片堂舍的建设时间在明隆庆年间(1567-1572),才有可能在万历元年(1573)知县王遵义顺利“招生”50人。
对于书院建设(jiànshè)、更名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有二:一个是(shì)知县郑金,另一个是“提学副使”邹善。
知县郑金,在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名宦》记载:“郑金,南皮(nánpí)人(rén),隆庆中,由进士任。端方敏练,宿弊尽革,人不得售其奸。爱民犹子,理邑事如家事。区处(qūchù)合宜,不事阿媚。院司有以厨传不丰为言者,弗介意也。临行,犹惓(quán)惓邑事,惟恐一旦废弛而小民失业(shīyè),穷乡下户。涕泣远送者千余人,迄今(qìjīn)民皆思之不置。”可见,郑金为政平原,口碑甚佳。把一个寺庙改建成书院的善举无疑为郑金的功德锦上添花。
而“提学副使”邹善更是身份不一般(yìbān)。提学副使是提学官的一种,主要职责是监督和(hé)管理地方学政事务,包括考选士子应举和选拔生员充贡等(děng),是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关键人物。
邹善(1521-1600),明代江西安福县人,嘉靖三十五年(1556)进士(jìnshì)。历任刑部主事、员外郎,山东提学副使(嘉靖四十三年任,共7年)、广东右布政使、太常寺卿等,万历年间罢官归籍,以讲学(jiǎngxué)为业,著有《诸儒粹语》。邹家系(xì)安福名门望族,祖孙(zǔsūn)五代皆进士。邹善之父邹守益为王阳明嫡传(díchuán)弟子,是江右王学的(wángxuéde)核心人物。邹家几代都是学者名儒,积极弘扬阳明学派学说,广修(guǎngxiū)书院(shūyuàn),兴办讲会。邹善曾跟父亲四方问学,颇有声名,为官(wèiguān)期间结识了耿定向、罗汝芳等王门左派学者。在山东为官期间,值隆庆年间,正是阳明心学兴起的时期,他积极在各地创建书院,讲学其中,致力传播王学。
邹善在《闲道书院记》“予为(wèi)(yǔwèi)之记曰”后即开宗明义:“昔孟子欲闲先圣之道,而以正人心、息邪说为己任。今之为(jīnzhīwèi)吾道,岂非(qǐfēi)佛老耶?闲之将如何?欲辟邪以闲,吾到岂惟明道乎?道之不明,虽日倡辟邪之说,终不可得而闲也,何也?道本于心,吾心之体(xīnzhītǐ),湛然至静,而足以涵天下之动。凝然至寂,而足以应天下之感。此吾道之全也。”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艺文志》收录的诗文(shīwén)里,有三篇(sānpiān)涉及“闲道书院”。三首诗的字里行间(zìlǐhángjiān),闲道书院既有当年(dāngnián)“云龙高栋拱城东,子产当年教化隆”的盛况,也有“月明荒馆草虫闻”的寂寥和荒凉。显然,闲道书院最终被荒弃了。那么,闲道书院到底存续了多少年?我们只能从历史大背景去(qù)寻求答案。
明代多次禁革(jìngé)书院。其中,万历年间的这次是(shì)张居正搞的。张居正对书院之自由讲学,一贯(yíguàn)持反对态度。万历七年(1579),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书院为(wèi)由,遂将天下64所书院,概行禁革。
从万历元年“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五十人”到万历七年(qīnián)张居正对天下书院(shūyuàn)的(de)“禁革”,闲道书院统共存在了七年时间。而明万历《平原县志》修书于万历庚寅年,即(jí)1590年,距万历七年的1579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德州市政协文史(wénshǐ)专员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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